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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幾年中國大陸迎來了“認識”和讚美台灣的熱潮。其中最有名的,是2008年,陳丹青寫下台灣日常生活中的“溫良恭儉讓”。四年之後,韓寒,中文世界讀者最多的作家,向幾億人講述了一個台灣的士司機拾金不昧的故事。
不止這兩位作家,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大陸人初次到台灣時,都會像小人闖進君子國,有些不知所措。台灣人很喜歡說“謝謝”。在超市收銀台,顧客遞過一瓶水:“謝謝~”(請想像尾音上揚)收銀員接過東西:“謝謝~”收錢:“25塊,謝謝~”把零錢遞迴顧客手上:“找您75塊,謝謝~”顧客接過找零:“謝謝~”
五個“謝謝”,沒有一個“不客氣”,這種不完整的對話,客氣得有點不正常。學者劉瑜說,台灣人太喜歡說“謝謝”了,弄得她被酒店多收了錢,一怒之下也說“謝謝”。
這種感受當然是準確的,可是如果眾口一詞稱讚一個地方“友善禮貌”,這多少是一種病症,癥結在我們出發的地方。台灣的朋友們不大能理解為何我們會傾羨一項基本的生活形式。是的,如果你沒見過超市收銀員把零錢扔在你面前,沒有在進地鐵的時候和別人肉搏過,沒有跟各種各樣的權力怪物吵過架、屈過膝,簡單來說,如果沒有在叢林生活過,大概很難理解為什麼很多大陸行者來此地之後,靈魂會舒展放鬆,像泡了一次很長的溫泉。
問題在於,當人們舒坦完了,喜歡將彼岸的“友善禮貌”歸於祖宗遺產——韓寒感謝台灣和香港“庇護了中華的文化,把這個民族的美好習性保留了下來”;陳丹青早先一步,把這些習性總結為“溫良恭儉讓”。
這些立論過於粗糙,它們起源於一種思想史的描述:即“五四”革命和1949年以來的社會改造,破壞了中華傳統,讓我們變得既無信仰,又無教養,戾氣橫生,粗俗不堪。台灣人的禮貌,真的來自於中華傳統嗎?
也許是。我們隱隱約約在老舍的小說里見到過這種處處禮讓的北京人;也許有日本的影響,50年在台灣的統治,足以改變社會文化,而日本正是一個多禮的民族;也許是因為貧富差距小,隨着新的政治文明的建立,社會更安定,溫和,沒有積聚起不平之氣。
台灣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,它不是一個“為我們”保存中華文化的冰庫。它有不能自主但極其活躍的脈動。從原住民部落的定居,到17世紀西班牙、荷蘭人的佔領,明代鄭成功、閩南人、客家人,一波一波來臨,直到1895年被割讓給日本,1945年再次易手,國民政府到此,成為美軍第五艦隊監護下的冷戰防線。島嶼上的文化血液一混再混,中華文化儘管重要,卻只是其中一支而已。
有一次我坐校車,中年司機抱怨着所有不遵守道路禮儀的車輛與行人,但他像大部分台灣司機一樣,從不鳴喇叭。他嘟囔:“前面這輛車開得這麼慢,一定是女生。”旁邊一位中年男生立刻說:“你這樣說是性別歧視,會被投訴哦。”司機堅持:“我說的是事實。”過了一會兒,他問一名從大陸來的女生:“大陸男人都會做家務嗎?”女生說:“不一定,要看是哪兒。”司機搖搖頭:“以前我們台灣男人不做家務,都是日本時代的影響,大男人時代。”
也許是日本的影響。在台灣的“本省人”,即1949年之前從泉州漳州移居台灣的漢人,性別關係極不平等,就像這位司機說的一樣,家裡男人說了算,也從不做家務。1949年之後,外省人到來,女人發現,外省人的男人會做家務。即使如此,“傳統”的籠罩下,台灣的女人要隨夫姓、沒有繼承權……,就權益而言,和社會主義中國大陸“男女平等”的基本國策完全不能相比。也許正是壓迫太強,反抗必起。1980年代,台灣的婦女運動啟動,修法、著述、倡導、街頭抗議。今天的台灣,仍有傳統的家庭結構,但也有非常先鋒的性解放運動、同性戀運動。有懷念大男人時代的司機大叔,也有糾正他性別歧視的乘客大叔。
原住民、中華文化、日本、美國的影響都存在於這座小島上,已經雜糅出新的台灣性格,是什麼或許難以一言以蔽之,確定的是它絕非僅僅是“中華傳統”。
任何關於“傳統”的簡化描述都是有問題的,既不能簡化打倒,也不能簡化懷念,它需要更細膩深刻的理解方式。 如果因為厭惡大陸今天的不文明而美化台灣留存的中華傳統,是一種偷懶的思維;如果因為厭惡共產黨轉而讚美國民黨,那更近乎自作多情。來自中國大陸的人,抱着自己的想像,只看到了失落的中華文明,在觀看他者的時候,不斷投射着自我,這或許是一種難以避免的自戀。
郭玉潔是旅居台灣的記者和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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